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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每个人都是告密者

2019-10-08 23:41:49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斯大林时代每个人都是告密者

一、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精英文化圈热议已故或在世文化老人的高级八卦,所谓 卧底 或 告密 ,当然是翻旧账。我近年习惯不读报,要靠京穗两位熟人之中及时点拨,才略知一二。这两天在读索尔仁尼琴,有句话多少可以应景,语出《伊万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班长告诉小说主人公如何绝境求存,他说三类人在古拉格熬不出头:舔别人盘中的残羹剩饭者,指望医生帮忙者,再有,就是出卖同伴的告密者。但是主人公劳改几年,不尽认同从前班长的话,因为告密者往往熬得出头,只不过,告密者救自己,是以别人的鲜血为代价。告密者救自己,代价还有良心(如果还有良心)。索尔仁尼琴当年发配广阔天地古拉格,也因为他给朋友写信发牢骚政治不正确,被朋友以 爱国 名义将他告发。但是这个事例太有名,引经据典讨论古拉格告密者又太极端另类不够 通俗 。要做告密文章,我只想翻出年前读过的那本英文好书: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Figes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TheWhisperers:PrivateLifeinStalin'sRussia)。有关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尤其古拉格,这些年我也读过几本好书,除了索尔仁尼琴,还有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萨拉莫夫(VarlamShalamov)那本《科雷马故事集》,又有AnneApplebaum荣获普利策奖的《古拉格史》(Gulag:AHistoryoftheSovietCamps)。但是《耳语者》与众不同,这本详实之作将近七百页,建基于大量日记、档案与访谈,酝酿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书于2007年,重点不在古拉格,更不聚焦已为人知的名流遭遇或政治内幕,用作者的话说,《耳语者》是想深入探究苏联小民在斯大林治下如何生活:他们究竟想些什么他们感觉如何如我从前看过的一部精彩电影《东方西方》(Est-Ouest):这些苏联小民住在缺少私人空间的挤迫公寓,几户人家共享一套房屋,几乎所有谈话都是隔墙有耳,稍一失言,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只能过上双重生活,伪装自己,不单对危险邻居,甚至向子女隐瞒政治观点、家族渊源、宗教信仰,隐瞒与现行体制相抵触的一切。他们活在恐惧之中,丈夫若与妻子说话,那怕生活小事,也必须耳语。至于当年那些孩子,最好听听他们现在如何回忆: 妈妈常说,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我们害怕邻居,尤其害怕警察。 有时候,大人要说些事情,然后会告诉我们 隔墙有耳 ,或是 管好你的舌头 ,要么别有表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刚说的话,不想让我们听到。 二、告密可捞到实惠,也可整人害人正因为每个外人可能都是告密者,所以人人成了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究竟有多少告密者官方统计欠奉。根据估计,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段恐怖高峰期,有数百万 老大哥 在机关、工厂、学校、公寓和公众场所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并向当局揭发或举报同事、朋友和邻居。《耳语者》引述一位高级警官所说,每五名苏联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另据声称,苏联主要城市的成年公民,经常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卧底占了5%(但普遍认为这个比例还要高)。因为城市不同,监视程度也有区别。再据前秘密警察所言,在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就有一名告密者;而在基辅东面的哈尔科夫,84万居民只有50名卧底。说完两个极端数据,再来看看中间值,或许更有代表:1938年,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城人口40万,告密者大约一千。不过,以上数据只代表记录在案的告密者,并不包括数百万可靠群众,即工厂和机关工作者、学生积极分子、看更、门房等等,更不包括每天都有的自发检举,因为人人知道,忠诚的苏联公民应该提高警惕。告密者大致可分两类:自愿者与被迫者。前者告密,要么想捞点实惠(换取钱财、工作、房屋、特别配给乃至免于下狱),要么出于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来整人害人。至于后者,或被秘密警察胁迫,或想通过告密来帮助被捕亲人,也让自己免于迫害。1937年,高尔基地区一名乡村医生拒绝为老友的情妇堕胎(堕胎当时并不合法),这位老友恰好就在该区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为了报复,他指使几名告密者检举医生是 反革命 ,还给医生的妻子扣上一顶大帽,说她在当地医院杀害一名工人,结果,这对夫妇双双入狱。工程师尼古拉的父亲是名教士,1937年被当局处决,但是尼古拉觉得自己学有专长,应该不会下狱,直到有天,某人看上他的妻子,不幸的尼古拉最终难逃厄运,被 情敌 揭发,成了 人民敌人 。下级官员检举上司也属家常便饭,成千上万小官员因此爬上高位。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有位老兄名叫伊万 米亚钦,1937年2月至12月,被他检举的阿塞拜疆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下14位,而伊万老兄当然春风得意。说到这里,不妨将告密者得到的部分实惠形象化:一套公寓因为主人被捕腾空,接踵而来的新主人多半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是其他可靠群众,如机关工作者和小车司机。毫无疑问,这些新主人之中,就有检举旧主人的告密者。伊万 马里京是列宁格勒以北某地的工程师。马里京很有才干,在厂内亦受人尊敬。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幢大木屋,房子是他自己盖的。但是,一位同事出于嫉妒把他告发,说马里京利用这幢木屋跟芬兰人秘密接头。不过,幕后策划者却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位官员,他们强迫马里京以七千卢布贱卖这所房子(新近估价将近50万),否则就要逮捕他的妻子。马里京最后还是被枪决,他的家人被扫地出门,而房子则落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之手,这些官员的后人至今住在里面。三、六亲不认的 少年英雄 说起告密怎能漏过 少年英雄 巴甫里克。1932年9月3日,西伯利亚西部某个偏远贫穷乡村,15岁的巴甫里克 莫洛佐夫和9岁的弟弟死在森林之中。兄弟俩是被人用刀刺死的,而凶手是莫洛佐夫家的亲友。根据官方宣传,巴甫里克是位英勇的少先队员,因为检举自己的富农老爸,所以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实情复杂得多,巴甫里克根本不是少先队员(村里并无少先队组织),他只是一名 要求进步 的少年,经常向警察告发邻居。身为长子,巴甫里克怨恨做过三届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因为父亲抛下家人与另一女人同居。1931年11月,巴甫里克向当局检举了父亲的 罪行 (大概因为父亲同情富农,反对成立集体农庄)。审判就在村中学校举行。根据官方报道,父亲在庭上向儿子吼道: 我是你父亲啊。 但是儿子告诉法官: 是的,他曾是我父亲,但我不再觉得他是我父亲。我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 巴甫里克的父亲被判劳改,后遭枪决。巴甫里克兄弟的死因扑朔迷离(检举父亲之后,他更大胆,积极揭发村民私藏谷物或攻击集体农庄的 反动言论 ,而他9岁的弟弟亦成了一名小线人)。家中亲友是否预谋杀人,虽然确凿证据欠奉,当局还是成功挖出一个 莫洛佐夫富农集团 。1932年11月, 富农集团 五名成员受审:巴甫里克的叔父和教父(所谓谋杀的策划者),他的祖父和他的表兄(所谓谋杀的执行者),还有他的祖母(所谓将兄弟俩诱进树林)。除了叔父不知怎么逃过一劫,其他四人全被处决。1933年秋,巴甫里克成了举国皆知的少年英雄,歌颂巴甫里克的故事、传记、诗歌、戏剧、电影和歌曲蔚为大观。高尔基呼吁为少年烈士树碑,因为巴甫里克懂得,就算某人与你血浓于水,他一样可能成为你的精神敌人,而这样的人不应该放过。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巴甫里克的人气指数高峰期,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苏联少先队员,那你就得用检举亲友的无私行为来证明自己。有此大环境,难怪父母只好背着子女咬耳朵,正如一名医生回忆: 我从不对儿子说斯大林的坏话。巴甫里克事件之后,你说什么都害怕说漏嘴,那怕当着你的儿子,因为他可能在学校无心提起,校方就会报告,而他们会问孩子, 你从那儿听来的 ,孩子会说, 爸爸这样说,爸爸总是对的 ,而不等你知道,你就会有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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